中国绘画中的乡村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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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中的乡村休闲生活

时间:2018年01月22日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黄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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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畯醉归图 局部(国画) 宋 佚名
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 2  踏歌图
局部(国画) 宋 马远
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 3  田畯醉归图
局部(国画) 宋 刘履中款 故宫博物院藏
倘若不限定在夏季,那么对于农村休闲生活的描绘早在宋代就已经是个重要的艺术主题了。  存世宋画中,有一类表现的是乡村的生活景象,如《田畯醉归图》(故宫博物院)、《春社醉归图》(波士顿美术馆)、《花坞醉归图》(上海博物馆)等,都描绘了醉醺醺的簪花老叟骑在牛背或驴背上,被人护送回村的景象。此外,《踏歌图》(故宫博物院)中也有醉酒簪花、踏歌而行的老少妇孺。画中的时间都是新年伊始的春天,放在宋代,都可以被称作“村田乐”。  什么是“村田乐”呢?北宋后期的文人郭祥正(1035—1113)在友人夏公酉家见到北宋前期宫廷画家高克明所画的《村田乐图》,留下长诗吟咏:  皤然老叟醉兀兀,二孙侧立犹扶持。  余皆伶官杂村妓,插笛放鼓陈威仪。  三犬奔来吠欲囓,二人惊顾方攒眉。  伶家有子少亦黠,两手据鞍驴载之。  画中描绘了春社醉酒的老头,两位孙子在旁边搀扶。这场景与《田畯醉归图》《花坞醉归图》等十分类似。《田畯醉归图》中虽然人物不多,没有这般热闹,但那种欢乐与幽默的气氛依旧溢于画表。醉醺醺的老叟,头巾上簪着花,表明是从春社的热闹中刚刚离去。他庞大的身躯骑在牛背上,几乎要把扶着他的后辈给压趴下。前面牵牛的那位,年纪已不小,却扎着貌似总角的双髻,边走边啃着手里的一个大包子,腰间还缀着一枚铜钱——这应该就是压岁钱了。  春社和秋社,是民间的重要节日。社,土地神。社日,即祭祀土地的节日。春社一般在二月,秋社一般在八月。秋天丰收之后,村里举行盛大的祭祀庆祝活动。画中人物是醉酒的村人,正在乘着酒兴唱歌跳舞。元末王冕也吟咏过一幅《村田乐祭社图》:  春风吹晴杏花雨,东村西村鸣社鼓。  长旂翩翩导前路,乐舞于于成队伍。  冠带郎君颜貌古,插竹簪花相媚妩。  可是平生惯尘土,不学时人觑面目。  髦髦童儿亦覙缕,骑牛老儿妄伛偻。  桑柘影斜山日暮,醉饱归来同笑语。  田家之乐乐如许,正是太平无事处。  此画中是春社,乐舞队伍的中心也是各种老头,其中也少不了骑在牛背上的醉酒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刘履中款的《田畯醉归图》,场景与之十分贴近。画了各种乡村人物,妇孺老幼皆有。同样是以醉酒的众多老叟为中心,当然更少不了儿孙搀扶着骑在牛背上已然烂醉的那位。  如此来看,《村田乐图》大致是以农家春社或秋社的欢闹场景为主,春社祈祷风调雨顺,秋社庆祝五谷丰登,都以醉酒与歌舞为主题。保留在文献中的这类画作更多。北宋有一位画家杨威,工画《村田乐》,每当有贩卖他的画的人,杨威必定会问去哪里卖,如若是到汴梁,杨威总是让他们去翰林图画院前叫卖。画商到了画院门口,果然有许多画院画家出来争相竞买杨威的画。邓椿在《画继》中所讲的这个故事当然是在夸奖杨威画作的高水准,连吃皇粮的宫廷画家都深为折服,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皇宫中对于《村田乐图》的需求。宋室南渡之后,南宋依然流行《村田乐图》,擅长这类画作的人很多。朱光普擅长画《村田乐图》以及《农家迎妇图》,而宋理宗时一位叫做李东的画家甚至跑到御街叫卖自己所画的《村田乐》《尝醋图》之类的图画,似乎是北宋杨威再世。北宋有一位宫廷画家陈坦,以擅长画乡村田家景象而独步一时,郭若虚曾见过他所画的《村落祀神图》《丰社图》等画作,也属于“村田乐”。晚明苏州职业画家张宏在1639年秋天画了一幅《击缶图》,其实也是“村田乐”题材的延续。  “村田乐”其实是一个统称,“乐”可指欢乐,也可指“乐舞”,总之,出于上层对于底层、城市对于乡村的想象。相对而言,春社比秋社显得更为隆重。“村田乐”在宋代也成为娱乐表演的一种。《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中详细记载了杭州的元夕舞队,其中就有一种名为“村田乐”。范成大描绘的元宵节苏州地区的节日活动中,也有“村田乐”表演:“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成。村田蓑笠野,街市管弦清。”大约是一种化装成农人的舞蹈表演,和其他表演一起在元宵节这天的城市里沿街游行,与绘画中的《村田乐图》所表现的是同样一种景观,也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城市的视角来再现乡村。幽默滑稽的农民形象,在北宋时就成为城市文化的表现对象。  “村田乐”在明清时期的一种衍生品是《耕织图》中的“田家乐”。“耕织图”是南宋出现的画题,与《诗经·豳风·七月》的意向有密切的关系。明代的农书《便民图纂》起首两部分是“耕图”与“织图”。“耕图”的最后一幅是“田家乐”,上文下图,图画表现的是收获后的乡村酒席宴会。众人在屋里围坐一桌,有人已经喝得大醉,在门边呕吐,甚至引来狗吃呕吐物。这是一种俗到透顶的诙谐。与图画相配的文字是一首竹枝词:“今岁收成分外多,更兼官府没差科。大家吃得醉醺醺,老瓦盆边拍手歌。”这里的时间是秋天,表现的是秋社农人的聚饮和狂欢。《便民图纂》中的“田家乐”,与马和之《豳风图》以及传为宋人所作的几件《豳风七月图》中饮春酒的场面,都是“村田乐”不同的表现方式。  我们会发现,宋代以来,“村田乐”这个意义丰富的题材与春社秋社有直接的关系。农民的休闲生活,主要就是节日中表演乐舞和酩酊大醉,堪称是一个狂欢节。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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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正殿,《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媒体专场,工作人员展开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北京故宫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以《千里江山图》为中心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

“故宫名画记”是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的一个中国古代绘画高清大图鉴赏栏目。其中有一幅《踏歌图》是南宋画家马远大幅山水画的代表作品。这幅画绢本设色,纵192.5cm,横111cm。

  繁华如梦: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

“踏歌”在古代诗词或笔记小说中有很多相关的描述和记载。最常见的有踏歌庆节日的,如“踏歌椎鼓过清明”,或在“烟霄脉脉停机杼”的七夕节“踏歌声转玉钩斜”,或在“一年明月打头圆”的元夕节“五夜好春随步暖”“踏歌声度晓云边”;也有踏歌送朋友的,如《赠汪伦》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安石《送程公辟之豫章》云“春风踏谣能断肠”等。但古代呈现踏歌风俗的图像资料却不多见,这就使马远《踏歌图》显得尤其珍贵。绘画本具有“寓意于物”的功能,《踏歌图》寄寓了马远的伦理审美理想:一是“达情”之象中蕴含着“和实生物”的风俗美;二是“化人”之道中蕴含着“乐群贵和”的德治美;三是“和合”之境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美。

  卢升弟

“达情”之象:

  导读

“和实生物”的风俗美

  千年之后,《千里江山图》居然在故宫午门正殿成为时尚,人们排4个小时的队,就为了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然后,有人吃着方便面再排4个小时的队,再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原来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里的一名普通“生员”,最后由宋徽宗亲自教授的学生,他十八岁的时候,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画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千里江山图》成为时尚之际,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养出王希孟一干大师的两宋国家画院,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繁华如梦的故事。

言咏不足,舞之蹈之。舞蹈是“达情”的高级层次。“踏歌”就是一种歌舞相合的娱乐形式。汉代“踏歌”用于宫廷娱神,如《西京杂记》里有汉代宫女于“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乃巫俗也”的记载。唐宋时期,随着音乐歌舞文化的发展,“踏歌”又称作“踏谣”或“踏曲”,成了一种社会各阶层都普遍参与的音乐文化风俗,广泛流行于农村、市井和宫廷。“踏歌”以踏地为节,也可吹笛吹笙击鼓伴奏,形式不拘,可多人连手或连臂而歌。老百姓尤其喜欢在深夜月下踏歌,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记载了正月十五、十六夜,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的盛况;宋代《宣和书谱》云:“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是盛集”;北宋徐铉《寒食成判官垂访因赠》云:“远巷踏歌深月夜,吹管数枝花”;黄庭坚《戏咏江南土风》云:“踏歌夜结田神社,游女多随陌上郎”;张耒《田家三首》其一云:“东家馈黍西舍迎,连臂踏歌村市晚。”可见,踏歌的地点或是巷子,或是乡间小路,或是田埂,或是村镇集市……只要兴之所至,就可随处踏歌。

  从9月15日至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举办题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分别在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出中国历代名家青绿山水画86幅(件),而其中引人注目的镇殿之作则是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了展示这幅长11.9米、宽0.515米的青绿山水画长卷巨作,故宫博物院还特别将其单独陈列在午门正殿展厅,以便观众能够更好地参观欣赏。

“踏歌”是一种众乐达欢的风俗文化,也是人体文化,这种艺术形式以人体的姿态为物质载体,在肢体的运动和即兴编唱的歌词中传达着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正如司马迁《史记·乐书》中提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这是说乐舞是为了使人快乐,也是人们为了满足感情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王安石在《后元丰行》中写道:“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

  据故宫方面称,展览还未开始,他们就收到不少国外美术爱好者提出的申请,准备组团前来观展。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大量观众,故宫院方做好了各种预案,甚至连方便面都准备好了。观众们热情可嘉,媒体也不甘示弱,海内外各大媒体纷纷给予大量报道,掀起了一轮王希孟与《千里江山图》热。

马远的《踏歌图》就是这样一幅以踏歌风俗为题材的山水画。画幅上方宋宁宗赵扩题了王安石《秋兴有感》中的诗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可见,这是表现风调雨顺之年农民们以踏歌来庆丰收的。画面上几个老农走在回家的田垄上乘醉踏歌。他们或携杖踏歌,或杖挑酒葫芦踏歌,或拍掌欢笑踏歌,或抓着同伴的腰带着醉态惺松踏歌。“踏歌”的舞姿简单随意,若俯若仰,若来若往,歌笑互答,舒意自广,表达着老农们精神上的满足愉悦之情。这种快乐的情绪有着无限感染人心的魅力,以至于垄道旁过往的妇孺老少都笑容可掬地驻足观看,天真的孩童更是跟着鲜明的节奏踏歌起舞。整幅画面洋溢着一种喜乐淳朴的和谐之美。

  开展当日,为了一睹《千里江山图》的真容,很多人早早就来到故宫,在展厅外排起了一条条长龙。据中青网记者报道,由于游客众多,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实行限流措施,现场竟出现了排队4小时参观5分钟的情况。展厅之内,观众们为了看得更加清晰,都尽量贴近展柜。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在《陌生的经验》一书中,谈到他数年前在观看《千里江山图》时的情形:“我就脑袋贴在玻璃上,像个傻子,呆呆地看。”并且还发出这样的惊叹:“怎么可以这样子好法,怎么可以?”对于《千里江山图》,显然他已是如痴如醉了。

如《乐记》所云“和,故万物皆化”,“和,故百物不失”。或许马远《踏歌图》正是以百姓们踏歌庆丰收的风俗来表达“和实生物”、万物皆由和生而来、和是物生的重要条件等寓意。

  王希孟原不过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的一位并不知名的“生员”(学生),他的一幅画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宋代国家画院与整个宋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又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化人”之道:

  一

“乐群贵和”的德治美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范宽、董源、李成、黄筌与黄居父子、徐熙、燕文贵、高文进、郭熙、苏轼、文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张择端、李公麟、王希孟、苏汉臣、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强调“一道德,同风俗”。“一道德,同风俗”出自《礼记·王制》:“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两宋的文人士大夫提倡移风易俗,希望在整个社会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好风俗。如王安石认为“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苏轼认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爱惜风俗,如护元气”;袁燮、楼钥则认为风俗就是国之元气;罗从彦认为“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南宋官员崔敦诗更是在奏议中指出“民俗之厚薄关乎天下之治乱……所以移风俗以寿天下之脉”。因此,宋代统治者努力改变整顿“风俗”,规范社会秩序,使国家道德伦理趋向淳朴。宋代曾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提倡弘扬优良的风俗,禁止约束不良风俗。

  在如此的辉煌与荣耀之中,无论是绘画艺术水平,还是绘画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绘画作品的影响力方面,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中国古代画院以及院体画来讲,宋代则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虽然明、清两代也建有类似的画院,但在画院的建制规模和艺术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两宋时期。

其中,具有“美大业之馨香”的绘画,尤其是风俗绘画,也承载着“化人”的社会重任,是推广“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的重要途径之一。晋代陆机就曾提及绘画的社会作用可以“比《雅》《颂》之述作”,而“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也就是说宣明事物的道理最有功效的是文字语言;如使形象存留下来,最好的办法是绘画。

  二

马远《踏歌图》中以“踏歌”庆丰收表达“众乐”“达欢”的风俗,是儒家以礼乐教化来和谐人际关系、协调社会秩序的图像呈现。孔子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这里的“乐”是融合了音乐、诗歌、舞蹈等的综合艺术,是多种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它“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在《踏歌图》中我们仿若听到乡间田垄上传来优美的音乐,酒后微醺的农夫们一路歌舞互答,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这极富野趣的踏歌即兴表演有着一种民安政和的喜乐气氛。

  两宋国家画院源于五代后蜀、南唐宫廷的翰林图画院。

马远《踏歌图》中的“众乐”“达欢”庆丰收,也是宋代民本思想深入发展的图像呈现。宋代的思想家与史学家充满忧患意识,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危亡,民本思想也由此得到了深入发展。如北宋李觏强调治理国家必须使民安居乐业。他指出:“治民必先定其居处,而后可使之乐业也。”又称:“民之大命,谷米也。”司马光强调统治者应该“富民”“安民”“养民”“爱民”,切不可“扰民”“劳民”“伤民”,更不能与民为敌。程颢、程颐强调君主“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并认为“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朱熹则从“君民一体”的整体观出发,认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

  公元935年,后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为官民之本,最终要做到如《晏子春秋》所说的“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爱民并且使民快乐,这就是为官者“乐群贵和”的敬业体现了。

  当孟昶、李煜们还在自家的后宫之中,享受着笙歌宴舞、诗酒书画的写意人生之际,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在部下们的拥戴下,一袭黄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大小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

马远《踏歌图》以近景图绘踏歌庆丰收的同时,又以云雾为中景,透过远处高耸的巨岩,远景的丛树中若隐若现的皇宫似乎也正在庆贺丰年,天地间歌声飘荡,松风袅袅,描绘出君民同乐的理想图景。《踏歌图》也由此传递了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一个核心精神,那就是年丰人乐、政和民安的“众乐”才能使社会安定和谐;若只是达官贵族“耳目欲极声色之好”的纵欢“独乐”,则很难出现真正国泰民安的繁荣局面。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和合”之境:

  诗画竞艳,文采风流。

“天人合一”的生态美

  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和合”之境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的审美境界。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周易》首先提出保合太和的观念:“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融合与和谐,万物才能顺利发展。

  三

马远《踏歌图》体现的艺术伦理观是一种大生命的视野,其倡扬的德性不仅停留在“达情”“化人”等人事层面,而且还涵纳天地万物,突显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关联和融通。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踏歌图》远景峭石危立,飞岩如削千层云,仰视山巅,松柏滴翠,虬枝峭拔,古人云“瑶草与芳兰而并茂,苍松齐古柏以增龄”,透过这苍松古柏,便是巍巍宫阙,而这天上宫阙自然象征着南宋朝廷。画幅上方的题词“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也正是宋朝皇帝对太平盛世、长治久安的企盼。大自然这种绝壁干天、绿嶂百重的气势与宫殿的尊贵及恢弘气势相合,很有天上宫阙的和谐之美。

  这些民间画家们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人物、山水、花鸟图画,在大街小巷摆摊出售,换取柴米油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技艺精湛,名声也很响亮。如善画小孩的杜姓画家被百姓们称之为“杜孩儿”,擅长楼阁亭台的赵姓画家则被誉之为“赵楼台”,而他们的真实名字却淹没在浩瀚的历史记忆里,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踏歌图》近景溪流淙淙,石色苍润,石壁竦峭,幽岩之下,疏竹垂柳,老树硬枝,用笔雄健而石体棱角分明。山野田垄虽无翠蕊摇空、鲜芳可爱之明媚,但却颇有山野的清旷古朴之致。大自然这种透着野趣的古朴之景与陇上踏歌的老农粗野中透着纯朴的气质非常和谐。老农们踏歌而行,喜庆的感情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舞蹈动态意象和笑谈高歌中得到释放。画面中妇孺老幼全身心沉浸在悦喜和乐之中。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有一座佛教寺庙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和合”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合”指的是“融合”。马远《踏歌图》蕴含了社会人伦谐和以及通过涵养百姓质朴善良的德性来参赞天地化育万物,达成天人合一的和合之境的思想。这是一种同天之境,是对宇宙生命和谐的最亲切透彻的观照。有了这种观照,我们才能理解生命和谐是最高的善这一思想的深厚底蕴。

  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赐名该寺为“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大相国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占地540亩,有64禅律院,僧众达数千人,寺内还有大量的佛教壁画,香火极为旺盛,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庙。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综上所述,马远所生活的南宋虽偏安一隅,但文士们以其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艺术才能,主动承担起继承、传播、创新民族文化的责任,并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体现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家国精神。马远《踏歌图》的艺术内涵关联着时代精神,体现出确立社会伦理价值的自觉努力,并凸显了这种社会伦理价值存在的意义及其美感,表达着宋代帝王及臣民对国富民强的渴望和“为政以德”的伦理审美理想。

  由于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大量画商也随之出现。山西绛州有一个画家杨威,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非常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们欢迎。商贩们便纷纷前去收购他的画作,做转手生意,谋取差价。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靠做模特赚钱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有一名倡优秦妙观,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职做业余模特儿。由于她“色冠都邑”,粉丝众多,因此她的画像十分走俏。

(本文系2018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伦理审美特征研究”阶段性成果)

  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讲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又据《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白金。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四

作者简介

  在两宋时期的319年间,除了宋徽宗赵佶,痴迷绘画的帝王还有不少。

姓名:张维昭 工作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

  北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史籍中未见他作画的记载,但他对画家却是青眼有加。在灭蜀之后,他马上就将后蜀宫廷画院的画家们诏至东京汴梁,并给予很好的待遇。如著名画家黄居就被授予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寺丞、上柱国,并赐紫金鱼袋,官及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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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任皇帝太宗赵匡义则是“富艺多才”,酷爱书画,甚至动用国家权力“诏天下郡县收访前哲墨迹图画”,设置“密阁”,专门收藏书画。他还利用他的一个亲戚孙四皓做“星探”,在社会上发现并网罗绘画人才进入“翰林图画院”,为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系2018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性课题“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伦理审美特征研究”阶段性成果

  仁宗皇帝也是一名“业余画家”,史籍说他“遇兴援毫,超逾庶品”。他特别喜爱画菩萨像,曾下令将他画的龙树菩萨雕版铸模,大量印制。

  神宗皇帝则喜爱山水画,尤其是大画家李成的作品,是一个超级李粉。画院画家郭熙学习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别器重郭熙,以至于皇宫之中“一殿专背熙作”。

  南宋的高宗赵构,《画继补遗》中说他“天纵多能,书法复出唐宋帝王之上。而于万机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说虽然过于夸张,但他热爱书画却是事实。正是由于他的热爱,北宋灭亡之后,在国势柔弱不堪的情况下,他依然积极恢复画院,召集流散的画家。他还经常亲临画院视察指导工作,并为画家们的作品题跋,保持着与画院画家的亲密接触。

  由于帝王们的示范效应,一时之间,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众吏,挥毫作画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而对于一般平民画家来说,倘若能更进一步,成为“翰林图画院”的一员,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荣耀了。

  五

  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建于宋太祖时期,其依据是《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段记载:晋末时,画家王霭与王仁寿被契丹人掳去,宋太祖登基后王霭被放回,在图画院任祗候。另外,据《圣朝名画评》中所载:西蜀被灭后,其宫廷画家们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图画院中的。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匡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翰林图画院”的主管部门名义上是翰林院,实际上却是由内侍省负责画院的具体工作。据《宋史·职官志》以及《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成立之时,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员负责管理画院,而这名官员则是由内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担任。内侍省相当于皇家事务管理局,负责宫廷的内部事务。内侍省下面还有“翰林书艺局”“翰林太医局”“翰林匠作局”等与“翰林图画院”类似的部门,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艺人集中的地方。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六

  宋代数百年间,历代皇帝们给予了画院画家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分别被授以“翰林待诏”“翰林祗候”“翰林司艺”“内供奉”“画学正”“学生”等职称,穿戴官服,领取工资,享受着与现代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类似的待遇。

  在内侍省中,还有一个单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称之为“画工”的人员,这些画工与画院画家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别是非常大的。据《画继·杂说》中记载:“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图画局和书艺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画工们的报酬叫生活费(“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却被称作工资(“俸值”)。一个“食钱”一个“俸值”,叫法不同,区别也很大,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即是临时工和在编干部的差异。另外内侍省还有翰林书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这些局、院中,画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这在《画继》中也有记载,“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徽宗时期,由于赵佶对书画情有独钟,还特别“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上朝。佩鱼就是一种鱼形的袋子,本是一种装饰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宋代时一般赐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够级别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内侍等均不配发。画院的画家们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难得的。此外,赵佶还打破了宋初以来朝廷技艺人员不得为官的传统(个别情况除外),任命了不少画家出任正式官员。

  南宋高宗时期,画院画家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出任官员的画家数量更多,级别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副部级(工部侍郎)。更为特别的是,很多画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别赐予的“金带”,所谓“金带”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七

  既然朝廷为画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他们的工作自然就不会那么轻松惬意。

  画院的工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为帝王、后妃、皇室成员画肖像,这是画家们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2。美化、装饰皇宫以及宫观壁画。3。画家们还要为皇帝代笔,作画赏赐那些有功的大臣。尤其是徽宗时期,每天都有一位待诏级画家在宫中轮流值班,以备皇帝的随时召唤。4。“翰林图画院”还要发挥绘画的教化作用,为朝廷做政治宣传工作。5。作为朝廷的使者,画家们还时常被派往他国,为“夷王”画像,促进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

  除上面五项工作外,画院画家还负有一项我们想象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绘画为工具,充当朝廷的间谍,收集他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例如,开宝年间,赵匡胤准备讨伐南唐,派画院人物画家王霭潜入南唐境内,暗中画下南唐重臣韩熙载、宋齐丘、林仁肇等人的画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将林仁肇的画像悬挂于一屋内,并有意让使者看到。使者回国之后立马向李煜汇报了此事,糊涂的李煜果然中计,误以为林仁肇已经叛国投敌,竟然用毒酒处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将。王霭立下此功,得到了赵匡胤的奖励,由画院祗候升为待诏。又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记载:宣和初年,宋徽宗产生了征伐辽国的想法,便派遣画学正陈尧臣出使辽国,打探辽人的动态。一路之上,陈尧臣带着两位画学生写写画画,将沿途经过的道路、河流、山脉等统统绘制成图。回宋后,不仅带回了辽王天祚帝的画像,还献上了辽国的山川形势图。徽宗见后大喜,陈尧臣因此而名利双收,不仅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官升“右司谏”。

  八

  大宋的皇帝们一直都非常注重画院人才的选拔,采取多种形式吸收画家进入“翰林图画院”,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如后蜀的黄筌、黄居、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进、高怀宝;南唐的周文矩、王齐翰、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都是在各自的国家亡国之后,随着他们的亡国之君被送至宋都汴梁,并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翰林图画院”还十分注重在民间发掘人才,凡是技艺高超的画家不论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间高手因此也相继进入画院。他们之中不仅有街头摆摊卖画的郭熙、燕文贵、李唐,卖兽药的高益……就连曾经拦路抢劫的强盗也被招入了画院。

  传奇并非只属于仗剑走江湖的侠客,同样也属于艺术家,对于李唐、萧照师徒来说就是如此。

  李唐(公元1066~1150年)河阳三城
(今河南孟州)人。诗文书画门门精通,天赋极高。他先是以卖画为生,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4年)参加画院殿试,以优异成绩被画院录取。“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厨师、倡优等10余万人被当作战利品押往金国,李唐也没能幸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备,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绊绊,受尽磨难,当行至太行山下时,不料却被一伙强盗拦住了去路。强盗们打开他的行囊,不见任何财物,只有笔墨颜料以及几幅画作。李唐正当绝望之际,哪知峰回路转,强盗中突然闪出一人,伏地便拜,顿时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当场。

  此人自称是业余书画爱好者,名叫萧照,宫廷大画家李唐的名声对他来说如雷贯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级偶像。名家就在眼前,岂能就此放过,当场就要拜李唐为师。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收下这位强盗徒弟。于是师徒二人告别山寨,南下临安(今浙江杭州)。

  经过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两人终于到了临安。可是身处乱世,举目无亲,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旧业,又在大街上摆起了地摊。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正在街头卖画的李唐被宋高宗舅父韦渊偶然遇见,时来运转,李唐这才回到画院任待诏,后来授成忠郎,赐金带。

  浪子回头的萧照跟着师傅努力学画,一段时间后画艺大进,不久也被招入画院,补迪功郎,赐金带。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改邪归正,蜕变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从此踏入艺术的殿堂。萧照的华丽转身,既展现了绘画艺术的特殊魔力,也反映了画院不论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

  九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书画的士大夫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学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

  王希孟十多岁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学府“画学”,经过“画学”的培养,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任职。在此期间,他刻苦作画,经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画作。赵佶发现这个年轻人“其性可教”,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亲自担任他的绘画老师。经过赵佶亲自指点,王希孟的技艺突飞猛进。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绘制完成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桥梁、舟船、林木点缀其间。画家以细致工整的笔法、鲜艳华丽的色彩,表现了大好河山的壮阔之美,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宋徽宗见到此画后大加赞赏,并将此画赐与宠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据蔡京在卷后的题跋,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奇才在几年以后,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还有不少声名卓著的画家如李唐、刘松年等人,都是通过“画学”深造之后才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十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
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得益于皇室得天独厚的条件,赵佶接触到的历代顶级书画数不胜数,得到的教授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赋极佳,在青年时期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指引画院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要客观自然,不能主观随意。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些绘画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画家,展现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风范。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邓椿在《画继》
中甚至评价赵佶的创作达到了“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至高境界。

  时间就像是一具淘金的筛子,它把泥沙漏过,留下真正的金子。杰出的艺术品也是如此,即使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筛选,也仍然会熠熠闪光。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有一幅《写生珍禽图》的工笔花鸟画,被人以2530万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七年以后,这幅画作又以5510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这一拍卖纪录。这幅《写生珍禽图》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赵佶。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在赵佶执政期间,他还下令搜集古今名画,编为《宣和睿览集》,后来又敕令画院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不仅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对画院和绘画艺术的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徽宗对于“翰林图画院”说得上是功劳至巨,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奢侈荒淫的败家子。他的一生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两个身份相互搅缠、干扰,而他自己则混淆不清、主次颠倒,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艺术爱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来满足这种个人爱好,这对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
中所说: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最终酿成国破家亡,客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十一

  翻阅着陈旧泛黄的史料,回望两宋画院的发展历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绚烂与辉煌。

  中国古代画院从五代时期的滥觞,到两宋时代的繁荣兴盛,既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也有上层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良好的创作环境,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画家们能够心无旁骛的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绘画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极为华丽的一章。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黄居、黄惟亮、燕文贵、高克明、李宗成、高文进、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韩若拙、苏汉臣、李唐、萧照、刘松年、马远、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的画家,而他们留下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秋庭戏婴图》《四时花雀图》《子猷访戴图》《货郎图》《七夕夜市图》《风雨归舟图》……更是万世留芳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