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间画会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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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金城作品

  民国时期的北方活跃着两个美术社团,它们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前者由金城、陈师曾等创立于1920年5月,后者由金城之子金开藩及金门弟子创立于
1926年12月。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们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授徒、举办展览,在当时的美术界有相当影响,现在人们多称其为“京派”。金城与这两个社团都有密切关系。

  文/徐惠林

  来源: 北京商报 齐建秋

  一、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缘起和背景

  “朽者不朽:陈师曾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特展”前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影响颇大,特展不但“委实将民国书画展掀起了一个高潮”,也使一位曾在二十世纪初被梁启超称赞为“中国现代美术第一人”的陈师曾先生之名再度擦亮。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的《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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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纪事》中的此文讲述了陈师曾与湖州籍艺术家金城、王修、杨莘耜等人的交游往事。

  文人雅集是文人之间的群体性艺术活动,著名的书画雅集活动有宋代王诜等人的“西园雅集”,明代董其昌等人的“画中九友”,清代卢见曾等人的“虹桥修禊”。

  作为民国期间北京和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艺术社团,中国画学研究会集中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并广招学员,在北方乃至全国造成了相当影响。

  陈师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位的,学者朱中原说“陈师曾的地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美术和美术史,而是整个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和社会界,涉及有关‘美’和美术的本体问题”。齐白石生前在《口述自传》中曾说“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得交陈师曾做朋友,也是我一生可纪念的事。”

  及至晚清民国初年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书画会活动,如宣统年间钱慧安、倪田、王震等的“豫园书画善会”,民国时期陈定山、孙雪泥、钱瘦铁组织的“中国画会”,李叔同的“文美会”,杭州吴昌硕为社长的“西泠印社”,北京金城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后来他儿子金开藩所创立的“湖社”等。

  1.文化守成主义是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的思潮背景

图片 2吴昌硕(1844——1927)

  这些书画家的集会,渐渐走向社会化、团体化,拥有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目的,不再是文人书画家封闭的小圈子,这些自发成立的民间书画家社会团体,在当时都被统称为画会。

  民初以降,杜亚泉等的《东方杂志》派、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学衡》诸公及辜鸿铭、梁漱溟、林纾、易培基、傅增湘等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对传统文化的阐扬,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守成潮流。这一思潮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共鸣。在《画学讲义》中,金城写道:“民国初年,一般无知识者,对于外国画极力崇拜,同时对于中国画极力摧残。不数年间,所谓油画水彩画已届无人过问之地步。而视为腐化之中国画反而因时代所趋而光明而进步。由是观之,国画之有特殊之精神也明矣。”可以说,中国画学研究会正是在“一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守成思潮背景下出现的。

  而此次画展大气、悲壮的名称“朽者不朽”,则是他的老师、浙江湖州安吉人、一代宗师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所题。朽者,是陈的别号;不朽,指的是他的人品、艺品。知人论艺,评价至为精当。对吴昌硕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普遍认可。

  画会是居于那个时代的民间艺术团体,有自己明确的宗旨和章程,有一些现代美术协会之类的雏形,但那时的画会又不单单是个书画家的艺术协会,它有时制定一些条例用以约束规范着书画家道德、情操、社会和经济活动。

  2.20世纪初美术社团的兴起,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

  民国画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画会一般由会长、副会长、执事(相当于秘书长)组成领导层。领导层由全体画会会员推举产生。加入画会需要遵守画会章程,并由两名画会成员推荐,附上作品送领导层审批,并需一致议论通过才能成为画会会员。画会具有清高廉洁的会风,《上海通志馆期刊》(香港龙门书店,1965)介绍说,其时的会风是“诸子到会,只备清茶一盏,其余未敢供应,以节浮费而重善款”。画会强调的是切磋技艺,体现的是集体精神,重视的是慈善事业。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会数量最多,不光有传统中国书画家的团体,而且还有西画家、漫画家、工艺美术家的团体。没有统一的画会模式,艺术团体和画会的众多证明了当时艺术思想的活跃。

  在接受西潮冲击最强、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广州等地先后出现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文明雅集、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青漪馆书画会、虞山书画社、春睡画院等金石书画组织。这些金石书画社团多以回应西方思潮的“弘扬国粹”为旗帜,坚持传统绘画的纯洁性。同时,这些画会适应画家生存之需,在艺术交流、出版和销售方面发挥作用。相对于南方画坛此期的这种活跃气氛,北京显得相对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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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上海是画会数量最多的地方,北京的画会活动也相当频繁。北京是闻名中外的古都,也是政治文化中心,传统书画的遗存最为丰富。全国各地的许多画家、学者、名流都汇集于此,溥儒、萧愻、陈衡恪、金城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人物。金城的“中国画学研究会”主张的是维护传统,保护国粹。在研究会里学术的气氛似乎更浓一些,虽然也有为画家卖画提供便利的举措,但终归不是一种主动的意识。许多年以后“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后身“湖社”仍被京津一带书画圈内的人习惯上称为北平画会。

  直到民元前后,大批文人学士及艺术家为谋求在新朝的发展来到北京,这个“四王”传派和没落宫廷绘画的重镇才重新活跃起来。宣南画社联络了汤定之、余绍宋、陈师曾、梁启超、姚茫父、溥雪斋、溥心畬、陈半丁、王梦白、沈尹默等著名书画家,经常以雅集形式吟诗挥毫、切磋艺事。金城
1907年来京后,以金石书画广交画家、收藏家和留意于书画的达官贵胄。在他倡议下成立的古物陈列所在故宫文华殿展出了清宫珍藏的书画,使画家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临摹研究古代大师真迹的要求与热情也空前增强,素以精于临摹著称的金城得到了诸多知音的支持。他在此时出面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正是水到渠成之举(金城来京之前,已经参与了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发起)。

  陈师曾(1876——1923)

  清末民初的海上画派重要画家杨逸在其所著的《海上墨林》(1920)一书中对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创立、活动及规矩做了一些记述,如:“书画之余,籍可纵谈今古”,参加画会的画家润格要“公定润例”,凭借画会的名气,画家承揽活动所得的润笔要“半归会中,半归作者”,而这半归会中的润例是要“存庄生息,遇有善举,公议酌拨”。画会对画家的创作水平和市场知名度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如遇指名专件,仍照各人自有润例,概归本人,与会无涉……”

  3.民初西画势力的勃兴,客观上促动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

  陈师曾(一八七六——一九二三),又名衡恪,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人(今江西省修水县)。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历史学家陈寅恪之兄。曾留学日本,攻读博物学。归国后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到北京,次年任教育部编审,之后历任北京各大学教授,是吴昌硕之后革新文人画的重要代表。在文人画遭到“美术革命”冲击之时,陈师曾高度肯定文人画之价值,擅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风俗画多描绘底层人物,如收破烂者、吹鼓手、拉骆驼、说书、喇嘛、卖糖葫芦者、磨刀人,等等。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苍室印存》等。

  从这些规矩中我们可以看出,画会有团体概念,有文人雅兴,有社会意识,有对画家作品的市场保护。画家在一起除了切磋画技,还可以交流学问,每个人的润例大家评议而定,尽可能地符合实际。依托画会得到的收入要有一部分留储于会中,遇到慈善事业,大家共同参议如何投入这些款项。知名画家特别被邀请所创作的作品所得润例尽归本人,保护了画家创作的积极性,也避免了平均主义,提倡了竞争意识。

  从1912年的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5年的东方画会到1918年的北大画法研究会、1919年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西画系,西画势力由南到北方兴未艾,拟借西画改良国画。当时在北京的中国画坛耆宿如贺履之、汤定之、陈师曾等也被聘到北大画法研究会和北京美专任教,形成了不得不与西画争雄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阵势与现象。于是,国画界纷纷要求联合起来,改变“散漫无团体”的局面,以抗衡西画力量。而像金城、陈师曾这样在文化艺术界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又有强烈责任感的人就自然成为领导者。

图片 4《梅竹》,陈师曾

  画会在书画家群体里倡导礼义廉耻精神,要求艺术家自重,要求客户必须尊重艺术家的人格,书画家接受订件按劳取酬,也要按规定行事,如“寿屏不写”,这是因为此类活计中多有阿谀之词,有损艺术家尊严。“诔文不书”,也是怕有不实之词。“市招不应”,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怕有虚假广告让艺术家名声受累。

  4.志同道合者的存在,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创立提供了人才基础

  浙江北部的湖州,是一座有着二千三百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得名的江南城市。景色旖旎、民风淳厚、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历来被誉为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作为“文房四宝”之首——湖笔的诞生地,湖州书画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享有“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的雅誉,历史上曾哺育或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吴昌硕、沈尹默、费新我等一大批书画大家,谱写了璀璨的书画文化。

  画会是那个时期书画家的民间艺术团体,也是带有商会性质的经济团体,它是自由地、自发地为书画家组织的带有双重功能性质的社团,对近现代中国美术事业和书画市场的发展有着后人不应忘记的贡献。

  到1917年为止,未来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诸位同仁已陆续定居北京。1907年,姚华(茫父)由日本留学回国,任职邮传部;同年金城改官京师;
1911年王梦白来京;1913年陈师曾由长沙来京。民初即活动于北京并在政府任职的还有周肇祥(时在东北任职,然常往来于京津之间)、陈伏庐(任国务院秘书长)、叶恭绰(交通部长)、凌文渊(财政部次长)、余绍宋(任职于法政部)、陶瑢(任海关长等)。此外还有在北京的画家、收藏家萧俊贤、萧谦中、齐白石、陈半丁、徐宗浩以及应袁世凯之请到北京作画的俞明等。他们在艺术主张、绘画风格、个人志趣和做人方式上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大差异,但坚持传统画学这一点是共同的。在酬唱往还的艺术交往中,他们不断加深了解。如1914年,周肇祥为母亲陈太夫人记懿德求画界友人作《篝灯纺读图》,应求而作的就有姜筠、林纾、汪洛年、吴待秋、金家庆、陈师曾和金城等。1917年叶恭绰、金城出面组织赈灾义展,包括叶、金及陈仲恕、陈师曾等京津艺术界名流都拿出自己的珍藏,在中山公园组织藏品展览,成为文化界一时的盛话。这都说明未来画学研究会的几位领导人和骨干早已有联系,为后来的成立准备了志同道合的人才。

  在近代,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津画派,才俊辈出的湖州,又走出了一批杰出者,在上海与北京南北两个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其中,有数位艺术家或文人,曾先后与辗转沪京的“弄潮”代表人物陈师曾发生着联系,或收纳为弟子,或携手共组书画社团,或与其切磋砥砺、笔墨酬唱,或私淑接续其艺脉,或与其保持着学兄学弟的相系情谊……如此一起共襄艺事,齐同践行,丰富着近代艺术的天地,也重塑“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民族文化之大义。

  民国时代社会动荡、经济萧条,但中国书画界却出了一批名家,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上书写了不逊于古人的光辉灿烂的一页。那个时候没有庞大的美术家协会,更没有书法家协会,只有清贫的、廉洁的、民主的画会。而在这些画会的组织者、参与者或有关联者中却涌现出了一批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溥心畬、于非闇、吴湖帆、陈少梅等在中国美术史上永镌史册的名家大师。每念及此,感慨不已,唏嘘不止。

  5.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资金来源

  “在民国初的画坛上,陈师曾是位天之骄子,尤其对北京美术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美术史论的建树、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画会画社的组织,中外美术的交流等方面,堪称独步。梁启超认为:‘陈师曾是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萧谦中说:‘近代画家才气最高者,莫过师曾。’陈师曾不投趋时尚,不人云亦云,严肃的治学态度,潜心于弘扬中国画的发展,其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作者系著名艺术市场评论家)

  1918年5月,徐世昌继任第五届民国大总统。虽然徐在政治上推进宪制和削弱军阀势力的努力终究以失败和他的倒台告终,但在文化上所推行的“文治”政策却产生了一定影响。

  陈师曾不同流俗,画吾自画,集诗、书、画、印和新知识素养为一身,来自于他的深厚家学、禀赋与好学,他到日本留学的眼界开阔,也离不开他的师承,特别是他的金石写意之风,与吴昌硕的指导有必然的联系。

  关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资金来源,有几种不同说法。《金拱北先生事略》中提到徐世昌出资赞助中国画学研究会,但并未言明是徐世昌私人出资,还是徐氏调用了公款;徐燕孙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提及“在1920年,徐世昌私人创办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既然是“私人创办”,资金当由徐世昌个人提供;史树青在回答笔者请教采访时,所说与《事略》说一致;画家孙菊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经费来源是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在银行所得的利息;崔普权的文章《金北楼与湖社画会》谈及此事亦说“徐世昌……批准将日本退还的部分款项用于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经费来源与徐世昌有关。这从当时的两则报道可以得知:1940年7月《立言画刊》95期20页,《艺坛情报》栏目刊记者谛听采写的报道中,有“北京最大的绘画团体无疑的,要推崇中国画学研究会。这个团体,创自民国九年……董事长是文治派的大总统徐世昌(故)先生”;96期21页的《立言画刊》刊徐世昌之侄徐一达的文章《参加中国画学会略述》中有:“先伯父鞠人公,深韪其意,力为赞助……刻值本会扩充办法,延揽理事,一达后生何以当此。只以先伯父所遗社会事业,仅本会与四存学校,不敢不继续先人之志,而追随诸贤之后,以致其力焉。”

  一九〇九年夏,三十四岁的陈师曾从日本回到中国。初在江西任教育司长,第二年应张謇之邀到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教授博物学。其时,习艺不辍的他,居于南通城东一村墅,曰通明宫。他经常到南通市内的
“翰墨林”会友、作画、论艺。“翰墨林”主人李苦李是海派巨匠吴昌硕的弟子,当时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在画坛影响如日中天。对吴昌硕书画篆刻艺术早已心向往之的陈师曾,遂与李苦李一起常去上海。通过李苦李的介绍,他得以拜识吴昌硕。后拜吴为师,得到了吴昌硕的亲授,由此艺事大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吴昌硕对这位后起之秀也是赞许有加,他说:“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可谓知人之言。

  二、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组织和主要成员

  吴昌硕对陈师曾的影响主要在篆刻、书法方面。“陈师曾在南通创作了不少篆书、石鼓文、楷书、隶书作品,并有不少篆刻,想必多为吴氏指点的结晶。”陈师曾师从吴昌硕时间虽然较短,但他对这段师生之谊一直未曾忘怀。一九一三年八月,吴昌硕七十大寿,陈师曾特地为之作《山居图》以贺;一九二二年立秋日,还为吴师作《花鸟图》。同年,陈师曾居上海月余,与吴昌硕等文宴过从。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陈师曾作《题画寄怀吴缶老》诗,表达对老师的景仰深情:

  中国画学研究会设会长、评议和研究员。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实际创办人和首选会长,应是金城无疑[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究竟是谁,一直是个云山雾罩的问题。
1920年5月30日《晨报》有这样一条消息:“中国画学研究会于前日(29日)下午三时在石达子庙开成立会。到会者三十余人,皆有名画家。由野振北君主席,并选定金君为会长。闻该会定于三六九等日开会。会场悬挂名人字画。供大众研究并资参考云。”此则报道说金城为会长,应是可靠的。此前的3月及此后的12月,《晨报》都有关于周肇祥在东北督办葫芦岛开埠事宜的报道。可见周肇祥当时的主要精力不在组织画会上。如果开始就有正副会长之说,报道当不应有所遗漏,上述关于5月29日成立大会的报道中确实未提到一字]。但由于画会经费问题,金城退居副职,将会长之位让给与徐世昌关系密切的周肇祥,并请徐挂名为名誉会长。1926年金城去世之后,周肇祥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陈半丁、徐宗浩任副会长。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别号退翁。浙江绍兴人。先后卒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政学堂。曾任四川补用道、奉天警务局总办、奉天劝业道、奉天葫芦岛商埠督办、署理盐运使、警务局督办兼屯垦局长、湖南省省长、临时参政院参政、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北京团城国学馆副馆长等职。精博物学,长于古文物鉴赏,喜游历访古,亦擅书画。

  不才天地闭,充隐古今同。

  周肇祥与金城是浙江同乡,年龄只相差两岁,又有对金石书画的共同爱好。金城1914年曾为周母作《篝灯纺读图》;20世纪20年代还拜访过周氏的寿安山别业;周肇祥《东游日记》说他1926年到日本参加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展,是“巩伯独任其劳,余心不忍。甲子之会日本画家来者甚盛,此行不宜太寥落”—类似表现互相支持、配合的叙述文中还有多处。金城在世时,二人尚能团结一致,共同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金城逝世后三个月,其子金潜庵联合胡佩衡、惠孝同、陈少梅等金门弟子即另组湖社,与中国画学研究会分道扬镳了。金潜庵这样做是因他涵养不深,急于争夺画会领导权呢,还是因为金城在世时,金、周二人就已有了尖锐矛盾,尚不清楚。不过,《东游日记》也透露出金城在世时,金、周不和的许多蛛丝马迹,如去日本途中,周肇祥与金潜庵同行,某日“下午一钟。至食堂用膳。有生鱼烩鱼脯鱼汤。啖饭三碗……潜庵以日金八元。食西餐。殊不佳。不若随遇而安耳”,在日记中述此小节,或表明其不满非出偶然;又记在日本时,一次“归途遇巩伯。已出拜客。时过不我待。非其咎也”,实际对金未等他同去拜客有所不满,却说“非其咎”……又有一次,日本达官贵人和商界招待金、周等中国艺术家,求字求画者应接不暇,周作诗作画,酬答欢如,金城和日本画家小室翠云则先行“躲去”;周肇祥先期回国,“……诸君来送。巩伯则与其婿先出游市未至”。虽不明言责备,但不满之意已溢于纸面。而金城对于会长周肇祥竟不送而别,也是很奇怪的事。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

  中国画学研究会除设会长外,另有评议若干,评议在画会中学术地位最高,要求较高的资历。评议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研究员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1874—1949),字仲恕,杭州人,清季翰林,民国后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擅写花卉及枯木竹石,讲究法度,藏印丰富,有《伏庐印存》行世。贺良朴(1860—1938),字履之,号南荃居士,湖北蒲圻人,64岁筑室“篑庐”于北京西单麻豆腐作坊,取意“功成一篑譬为山,闲憩吾庐世虑删”,因又号篑公。清季举人。曾任职邮传部。1918年应聘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著有《篑庐诗抄》十卷、《五洲三十年战史》,任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萧愻(1883—1944),字谦中,号龙樵,安徽怀宁人。曾先后师从同乡姜筠、陈昔凡,初学王石谷,近中年改学石涛、梅清、龚贤等,画风转向饱满厚重,形成自己面貌。曾任北京艺专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与萧俊贤有“二萧”之称。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江苏武进人,久居北京,画家兼收藏家,擅山水、花鸟,尤以兰竹享盛名。书法学赵子昂,中国画学研究会初创时即任评议。著有《石雪诗草》《竹谱》等。颜世清(1873—1929)字韵伯,广东连平人,“家世贵盛。任封圻者数代”,曾任直隶道员,民国时期北京著名收藏家,作山水、花卉以古拙胜。杨葆益,字冠如,别号冠道人,天津人。工写生,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艺林旬刊》第五期三版刊其1926年所作《风和闻马嘶图》。金陶陶(1884—1939),名章,陶陶其号也。金城三妹,1900年留学英国,学习西画,
1905年回国,1909年随金城来京。侍王继曾。著有《濠梁知乐集》。王世襄之母。陶(1872—1927,一说1870—1923),原名璐,字宝如,号剑泉,江苏常州人,清末诸生。民国时任财政部秘书。工书画篆刻,画松尤佳。所见资料中未提及姚华(茫父)、王梦白、萧俊贤、凌直支、汤定之是画会评议。到20世纪40年代末,评议又增加了胡佩衡、溥儒、张大千、黄宾虹、马晋、吴镜汀、李上达、管平、李瑞龄、于非闇、汪慎生、秦仲文、孙诵昭、赵梦朱、徐燕孙、张启宗、王雪涛、刘凌沧、周元亮、吴光宇、周怀民、徐慧等。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陈师曾(1876—1923),名衡恪,在近代美术史上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是前清朝廷命官,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罢黜。父亲陈三立是清末民初诗坛同光体著名诗人。衡恪自幼聪颖过人,6岁开始作画,10岁能书擘窠大字。
1902年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在南通、长沙、南昌等地教书,曾向吴昌硕请教绘画。
1913年到北京,任职于北京教育部及诸多学校,业余从事书画创作。1914年,识金城(1914年陈师曾题金城《拓印图卷》:“数年前即耳巩伯先生之大名,今乃识面于京”)。1915年成立的宣南画社,他是发起人之一。在当时北京画坛,陈师曾有很高的名望。1920年,他作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广泛联络北京画家,对扩大画学研究会的社会影响起了很大作用。
1922年5月,衡恪与金城、吴镜汀携北京、上海画家的400余幅作品,其中包括齐白石的作品若干幅,赴日本参加第二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由于陈师曾的大力宣传,齐白石的画在日本被一抢而空,引起轰动。这一消息反馈回国,使齐白石在京声誉日隆(1922年以后,齐白石在北京渐渐享有声誉。他虽未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但与画学研究会的几位领导人都有诗画唱酬。可以看出当时以金城、陈师曾等为首的北京画坛多元共存风气的一面)。画家王梦白也曾得益于陈师曾的提携。陈师曾在激进主义思潮涌动的五四时代,起而为文人画张目,为其存在寻找意义与价值,在维护传统画学这一根本点上与金城是同道,但在对传统的具体认识、选择和个人创作上,他不像金城那样强调工笔画的地位,而更强调奔放的文人写意。同时,他还更加重视创新求异,摆脱传统束缚,与金城的重视摹古、强调对传统的全面学习不同。两人尽管有这些具体的不同,但仍是相互支持与砥砺的战友。

  (吴昌硕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

  三、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活动

  陈师曾曾治印“染仓室”,取“染仓室”为堂号以示敬仰,表达着对老师的极重推崇。

  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开展活动。除日常的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辅导研究员学习之外,主要是组织画家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0年成立时活动地点是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次年第一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即在此举行。1922年迁往当时的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水榭;后借用北平虎坊桥114号越中先贤祠为会址。1926年后每年在这里举办一次成绩展览,约举办成绩展览25次;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在京津地区就有四五百人。同湖社一样,后期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兼具研究、交流、教育、编辑、出版等职能,先后10余次参加国际展览会和博览会。

  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曾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1928年1月中国画学研究会创办《艺林旬刊》,两年后改为《艺林月刊》,共计190期,另有《游山专号》一期。由刘凌沧负责编辑工作,除涉及书画、摄影、画论外,更侧重古物。

  一九一三年,陈师曾到北京后,把以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吴昌硕为杰出代表的“金石画风”从上海伸延到北京,并促使齐白石“衰年变法”,成为与吴昌硕齐名的写意大师。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共举办4次,是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1920年秋渡边晨亩与荒木十亩携日本画家作品来京,与金城等协商后,又得到当时任政府顾问的板西利八郎援助,11月在东城南池子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第一回展。日本方面的出展者有山田敬中、胜田焦琴、中村岳陵及晨亩和十亩等人,中国方面的主要画家大多数出展。后展览移往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继续举行。1922年
5月,金城等携北京、上海画家的400余幅作品赴日,参加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4年4—5月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了第三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晨亩、十亩、小室翠云、平福百穗等50名日本画家展出了200余幅作品,“中国方面的100名画家展出了250幅作品。以晨亩、十亩、翠云为首的12名日本画家还访问了中国”。
1926年6月,第四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在东京府美术馆开幕,7月移往大阪市公会堂展出。中国方面展出了数百幅,日本方面以川合玉堂、横山大观为首的著名画家也纷纷参展。金城、周肇祥、金开藩、钱瘦铁等众多中国著名画家赴日,两国画家的联欢会连日举行。

  “金石画风”是清代“朴学”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庆年间“考据学”盛行之下,“碑学”运动的成果被引入绘画领域而形成的新传统、新画风。这一新传统被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这一新画风,是由于融合“碑学”古拙雄强的书法笔意入画,一扫“帖学”书法影响下绘画用笔流宕柔媚的主流审美倾向;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钟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绘画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画面各种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传统绘画的“视觉”感染力。自十八世纪以来,“金石画风”在江南一带渐成气候,到了赵之谦、吴昌硕更得到广泛承认。

  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画家的联合展览虽有政界人物(如徐世昌)参与,但主要由金城、陈师曾等艺术家主持,基本是民间艺术交流活动;中国画家热心于中日艺术交流,是出于宣传中国传统艺术、在亚洲扩大中国艺术影响之目的,与后来抗战期间一些没有民族气节的文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完全不同。日本许多画家如大村西崖、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都对中国绘画尤其是传统绘画推崇备至,是真心进行中日文化交流,与所谓“文化侵略”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与日本的文化艺术往来十分频繁,赴日留学生众多,中日绘画联展在那样的氛围中举办,是十分正常和有益的交流活动。

  在陈师曾逝世后,当年《湖社月刊》刊出的一篇文字,极好地状述了吴昌硕陈师曾师徒二人的艺术相应与在南北及至日本的影响,堪为佳话:

  四、湖社及其重要会员

  “陈先生,我国有名之艺术家也。前数年飘然长逝,举国悼之。吴缶老在我国艺林,颐年硕望。久为各界所景仰。不幸于前数日因中风不起,艺林之大憾。吴缶老作画,专工花卉。陶铸?叔雪个,自成一家。师曾则融合白阳清湘,更辅以充沛之气。缶老精篆刻,其作品远追秦汉,近与悲庵相媲美。师曾之刻印,间也取法秦汉,而一种书卷气,乃其笔端之特长。缶老精通书法,其临石鼓,识者皆争先珍致。师曾之书法,则通籀篆汉隶八分北魏,信乎两先生之艺,允堪为后生楷则也。不特此也。

  金城向以培养画学后人著称。但他不是美术学校的教授,也与全以私人名义
(如“大风堂”)招徒的传统方式有区别。他主要是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名招收学生,学生称做研究员。他为培养中国画学的后备人才耗费了巨大心血。画学研究会的宗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也可以看做是他的艺术教育方针。

  两先生之文采风流,虽东瀛远方之人,皆知爱慕。……前载东京复开会,敦劝缶老往游。缶老以年迈不堪长途之跋涉,未能果行。日人失望,不可言状。二先生一居京华,一则逍遥沪滨。相隔迢迢,而其生平事迹,大体相类。吾知缶老门下士,与槐堂弟子,其悲感当与余同也。或曰,缶老之画,剑拨弩张;师曾之山水,如峻坂驽马,得无为瑜之玷,曰不然,书画之气度。”

  金城的弟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在画学研究会不仅接受金城的指导,也接受其他评议的指导或向他们求教。在画法、画风上,他们可以专学一家,也可以转益多师。但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主要导师为金城,弟子多称金城为师,而鲜见称其他评议(如陈师曾、萧谦中等)为师。这些弟子多有“湖”字号,如:朱之哲、刘光城(饮湖)、李上达(达之,五湖)、陈咸栋(东湖)、李瑞龄(枕湖)、吴熙曾(镜湖)、李树智(晴湖)、管平(平湖)、陈宏铎(春湖)、马晋(云湖)、惠均(柘湖)、胡信履(雪湖)、张琮(紫垣,湛湖)、张晋福(受夫,南湖)、陈煦(缘督)、陈少梅(升湖)、屈均宰(当湖)、赵恩熹(梦朱,明湖)、傅逸(左车)、刘文机、董德、何登瀛、李海昆、左愚(纯湖)、何瑞生、王钟懿。

  著名画家潘天寿曾评价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历史虽然不能假设,我们也不能确定他若活得长“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但他对吴昌硕先生的敬仰、吸收老师指点并在北京进一步发扬光大“金石书画”艺术,是有目共睹的。这即是对恩师的某种“致敬”、“回报”,更是时代之文化使命赋予他的“必须”与“必然”,而他却确是演绎弘扬得极为精彩。

  “湖”字之来,是取金城别号“藕湖”之“湖”。金城的女弟子还有:孙诵昭、徐慧、冯棠、冯棣、陈克明(明明)、丁瑛卿、马静蕴、许芷君。湖社成立后,以前有“湖”字号的自不必说,即便以前没有“湖”字号的,也纷纷取一带“湖”字的号。所以,金城弟子除胡佩衡等少数人外,皆有“湖”字号。但有“湖”字号的,却不一定是金城的弟子。例如邵懋璋,号历湖,是惠孝同柘湖的弟子;林美因,号美湖,是李达之五湖的弟子;郭双玺,号珍湖,赵师惠,号菱湖都是赵梦朱明湖的弟子。

  发起组织中国画学研究会

  1926年9月金城去世三个月后,其子金潜庵与金门弟子十几人从中国画学研究会中脱离出来,另组湖社。活动地点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15号金宅的墨茶阁。后在天津、大连、青岛、泰安、无锡等地设立分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绘画组织,所编《湖社半月刊》《湖社月刊》共100册,行销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湖社会员的作品在北京琉璃厂字画商店很有市场,如惠柘湖、陈东湖、刘饮湖、李枕湖、陈梅湖、李五湖、张湛湖、赵明湖、李晴湖、陈升湖等有琉璃厂“十大湖”之称。湖社曾组织画家参加数次中日文化交流,在比利时参加“国际博览会”,在德国参加“中国画展览会”,在加拿大参加“中国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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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社的活动一直到1936年,金潜庵患中风,才无形解散。

  金城(1878——1926)

  胡佩衡虽没有“湖”字号,却是金城的大弟子。他原名衡,又名锡铨,蒙古族,河北涿县人。青年时期临摹过王石谷、王蒙、石涛作品,以精细为主,后转向苍厚,20世纪50年代赴南方写生,变为浓艳雄奇。胡佩衡成名较早,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两年后,胡被聘为导师,并先后主持该会《绘学杂志》《造型美术》和后来的《湖社月刊》的编辑工作。曾主办中国画函授学校,撰写论文《画扇丛谈》《中国山水画气韵的研究》《美术之势力》等;著有《中国山水画布置法》《山水入门》《我怎样画山水画》《山水画技法研究》《王石谷》《齐白石画法与欣赏》等。

  祖籍浙江省吴兴(今湖州)的金城(一八七八——一九二六),中国近现代画家。字巩北,一字拱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湖。生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卒于上海。著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画学讲义》等。

  有关金城与胡佩衡师生之谊的记载一向很少,今天仅见的是1930年《湖社月刊》第31—40册合刊,胡佩衡的《北楼吾师逝世四周感志》诗:

  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天性喜爱绘画,山水、花鸟皆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他早年在英国伦敦铿司大学攻读法律,曾道经美国、法国考察法制兼及美术。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任职。

  挥毫抹墨走蛟龙,六法应推一代宗。

  金城是一位传统功力极为深厚的画家,擅长山水、花鸟,师法宋元,笔墨谨严,以工带写。也是一位颇有革新思想的艺术家,是中国画家中较早接触西画者。他留学的世纪初,正是法国印象派影响欧洲艺术的盛期,这对西方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金城产生了影响。

  记自老成凋谢去,青山红树白云封。

图片 6《秋山雨后》,金城

  四年梦断总成尘,每对秋风一怆神。

  金城与陈师曾同是民国前期北京画坛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艺术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身份活跃于北京艺界,二人合力倡导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推动了中日之间的美术与文化交流。

  此日明窗净几处,商量笔墨更何人。

  中国画学研究会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于北京,是以中国画为研究中心的美术社团,湖社画会的前身。它由金城、周肇祥、贺良朴、陈师曾、陈汉第、萧谦中、徐宗浩、徐燕荪、吴镜汀、陶瑢等二十余人发起,得到前大总统徐世昌支持,将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开办。

  云烟落纸洵堪矜,继绝存亡愧未能。

  画会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提倡学习宋元及南北各家,不专宗“四王”,反对革新派的革新。名誉会长为周肇祥,会长为金城,副会长为陈年、徐宗浩,聘请陈汉第、陈师曾、胡佩衡、溥雪斋、溥心畲、张大千、黄宾虹、萧俊贤等人为评议,进行对传统绘画研究的教学活动。除每月逢三、六、九日开会观摩外,还主要组织画家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资料显示,中国画学研究会中,经金城一九二六年去世后的改组,直到一九四二年还举办过第十九次成绩展览,是民国期间北京和北方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艺术社团。

  举世千金享敝帚,谁将规范作传灯。

图片 7《北京风俗图之一、二》,陈师曾

  结社原为事业群,切劘遗志共师君。

  陈师曾与被称为“北平广大教主”的金城在此之前也有诗画往来。“清廷一九〇一年以来实行的‘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官制,甚至政体等方便进行了改革。……金城曾先后任职农商部商务司,兼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谘议等。……这时期,他先后相交往的有徐世昌、朱启钤、陈宝琛、张謇、耆寿民、梁启超、周肇祥、姚华、汤定之、陈半丁等。一九一〇年下半年,金城奉法部命充任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制度。”——根据此撰述,一九一〇年前金城即与陈师曾相识。一九一四年,周肇祥为母亲陈太夫人记懿德求画界友人作《篝灯纺读图》,金城、陈师曾皆在应求而作之列。一九一五年,陈师曾作《北京风俗图》,金城在扉页题写“风采宣南”四字,使这本在中国画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艺术佳构“锦上添花”;一九一六年,陈师曾与金城、汤定之、陶宝如等雅集汪东寓斋,置笺扇面,挥洒狼藉。汤定之言,此会当有名,因此取名为“西山画会”。一九一七年,金城与叶恭绰出面组织赈灾义展,包括陈师曾在内的京津艺术界名流都拿出自己的珍藏,在中山公园组织藏品展览,成为一时佳话。

  岂如健者争锋垒,亦把河山两戒分。

  而通过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工作,两人的关系日渐密切。“中国画学研究会除设会长外,另有评议若干。‘评议’是画会中学术地位最高的,要求较高的资历。评议多为金城朋友,定期聚会时一面切磋交流,一面辅导画学研究会的研究会习画。最初的评议包括:陈师曾、陈汉第、贺良朴、萧谦中、徐宗浩、颜世清、杨葆益、金陶陶、陶瑢等。”中国画学研究会自成立初期约三十余人,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会员最多时曾达五百余人。研究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绘画人才,如胡佩衡、刘子久、祁井西、秦仲文、惠孝同、马晋、于非闇、王雪涛等,并举办了数次影响较大的展览,包括一九二二年在东京取得空前成功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一九二二年五月,应日本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之邀,陈师曾与金城、吴镜汀、金勤伯携北京、上海画家的四百余幅作品赴日,包括齐白石的作品若干幅,参加东京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齐白石的画在日本被一抢而空,引起轰动。齐白石与陈师曾的交往,艺术界多被提及。他与金城的交往不多,但还是有诗画唱酬,齐白石也为金城刻过印。一九二三年三月,齐白石还应邀为金城作《贝叶秋蝉图》。

  诗的题目即表明了这种关系。其实对照胡氏的艺术主张,不难发现与金城主张的传承关系。20世纪30年代《北辰画刊》记者王柱宇,曾将胡佩衡的艺术主张记录在《中国画名家胡佩衡访问记》中。胡氏的一些言论与金城有着惊人的一致:“中国画者,亦中国国粹之一种,具有不可磨灭之精神”“学中国画,第一步为临摹画谱”“学中国画非参观古代名画不可,学书先投师,学画先摹谱”“学中国画须有学问有思想”“点缀物在画幅中为最重要之主格”。胡氏对临摹重要性的强调是其中突出之点。

  在上世纪初,“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共举办了四次:第一回展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中国北京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和天津河北公园商业会议所举行;第二回展览一九二二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行;第三回展览一九二四年四至五月,在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举行;第四回展览一九二六年六月至七月,在日本东京府美术馆和大阪市公会堂举行。这四次的中日绘画联合展览,缘起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北京画坛领袖金城、颜世清出面召集了北京画家,在为旅中日本画家渡边晨亩举行的招待会上,双方决定了由中日画家举办以两年一次的联合画展一事。这四次的中日联展,发起于民间,其主要组织成员是中方的金城、周肇祥、陈师曾和日方的大村西崖、渡边晨亩、小室翠云等。展览的参加者汇集了中、日两国大多数的重要画家,最后在第四回展览上,才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后援。因此,它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件。

  吴熙曾(1904—1972)字镜汀,号镜湖,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北京。同胡佩衡一样,吴镜汀是金城弟子中成名较早的。他17岁拜金城为师,从临摹“四王”入手远追宋元。金城显然非常赞赏吴的才华,1922年,就携其赴日参加第二届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使吴声誉为之鹊起。1926年分为两会后,吴熙曾常常是两会活动皆有参加。20世纪30年代起,吴镜汀就成为北京画坛独树一帜的山水名家。

  至于平素的交往,金、陈两人也是连绵不断。一九二一年,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到中国访问,金城介绍他与陈师曾相识,后陈师曾译其《文人画之复兴》一卷,并附己作《文人画之价值》一文,合刊成《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由中华书局一九二二年发行。“(陈师曾)在维护传统画学这一根本点上与金城是同道;但在对传统的具体认识、选择和个人创作上,他不像金城那样强调工笔画的地位,而更强调奔放的文人写意;同时,他还较为重视创新求异,摆脱传统束缚,与金城的重视摹古、强调对传统的全面学习不同。陈师曾、金城两人尽管有这些具体的不同,但仍是相互支持与砥砺的战友。”一九二二年,陈师曾、姚华等共同参与组织了纪念苏东坡诞辰八百八十五周年的“罗园雅集”,金城与众多艺术家参加。大家合作绘画,极一时之盛。两人立足中国艺术之本体,溯源中国艺术传统,以温故立新、彰往察来的艺术态度迎接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以“远交近攻”的方式寻求自身突破,复活中国艺术文化之精神。

  陈少梅(1909—1954),名云彰,号升湖。湖南衡山人,世居北京。在早期中国画学研究会,陈少梅算得上是神童了。15岁入会时,“他已能以其售画之资养家糊口”。在金城弟子中,他最有才华和成就,对金城的绘画思想与理想体会最深,实践最成功,对于藕湖老师确实是一种“提升”和“升华”。但是,像他的老师一样,英年早逝使他的艺术未得尽善尽美。
1927年,陈少梅成为湖社的主要领导之一。

图片 8

  秦仲文(1896—1974),名裕,号柳湖,河北遵化人。1915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后参加北大画法研究会。1920年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师从金城(见《秦仲文作品选集》作者小传,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金城弟子中,秦仲文对金城的绘画、画学思想和艺术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在他的《中国绘画学史》中,称以吴昌硕、陈师曾等为代表的粗笔写意画有恶劣影响,“流毒所被,不可胜言。古法精微,扫地以尽”,同时盛赞其师金城,扭转了北方画风的颓势,使得“古法”这一源头活水再现生机。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摄于中央公园董事会。一排左起:第三人金城、第五人周肇祥、第六人陈汉章、第八人金城之妹金章,二排左起陈咸栋、刘子久,第五人吴熙曾、第六人胡佩衡、第七人管平,三排左起第二人马晋

  当年都很愿意称自己“受业”于金城的湖社会员,后来由于时代环境和惧于金城“买办”“保守派头子”之名,大多不敢再承认是金城弟子了,这可以理解,但弟子终究还是弟子,历史是不可更改的。20世纪80年代部分老湖社会员曾经一度提出重建湖社,做了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挖掘工作,为我们今天研究湖社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陈师曾与金城的艺术风格,在审美情趣上有较大差异,留学东西的背景差异是影响二人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外因。陈师曾继承并弘扬了海派的金石画风,金城利用古物陈列室的古画资源进行大量临摹,画艺精进。但“两人在绘画之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复兴中国绘画之传统,实现文化救国。他俩都是由南入北、入京为官的知识分子,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同构的典型。他们身上有着艺术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其角色功能十分相似。从政治官僚转而追求艺术,陈师曾与金城需要应对相似的角色冲突与心理调适。尽管二人的创作风格不同,但是其社会认知结构十分相近,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及社会管理是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故此,两人能在复兴传统这个‘艺术意志’的推动下能够自然联合,共同倡导并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

  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第五十一册《湖社月刊》上,刊有陈师曾题金城之诗,状述拱北先生的艺术人生,也无疑是惺惺相惜、彼此相契的友谊见证:“林泉幽雅称吴装,避世真堪老此乡。触手周秦金石刻,好同诗料付奚囊。未容小技薄雕虫,寸铁能通造化功。平世谁为丈夫事,安排画稿与酬庸。

  有缘“大西街王家”之孙

  湖州市长兴县大西街著名的王家,自明初至民国,一门风雅,属丹青世家。民国“浙西三名士”之一的王修,乃长兴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清末画家王毓奎之孙。字季欢,又号杨弇、云蓝等。喜金石,工书画,为我国近代知名的金石、书画、版本学家,编辑并刊行了《长兴诗存》《箬溪艺人徵略》《长兴先哲遗著徵》《崇雅堂集辑存》等多种书籍,保存了长兴历代文著。

  王修于一九一六年赴良山(原良乡县,今属北京房山区)纂修县志,次年书成(未付印)返里。一九二〇年秋,他再次北上,此次偕眷居北京,任财政部佥事,前后五年。期间,他广交画师文友,夫妇二人与陈师曾相识。同为饱学之士,也同是来自南方的文人艺术家,又痴心金石之收藏研究,由此拉近彼此的距离,成为殷情良友。目前虽没有文字发见他俩聚会、切磋交流的具体记载,但留存纸上的书画是最好的见证。一九二五年春,陈师曾王修两人合作了一幅水墨立轴《老树骑崖》。款识:(一)修水陈衡恪;(二)图醉后宿墨乱涂鸦,不问穷山与尽水,只知岩树即琼花,无碍又无遮。乙丑四月长兴王修。(三)钤印:师曾(朱)。——分明抒写了两位艺术家一番把盏所展露的才谊、性情与风雅。其时,王修夫人温匋拜胡佩衡、姚茫父学画。胡因此还创作了《长兴十景图》十幅条屏。陈师曾先后“尝为其王修夫妇治印十余方。后师曾弟子历城俞剑华辑印《槐堂师弟子画集》,他并为序作。”

  一九二五年当年,温匋南旋省亲,王修旋亦寓居上海,发起组织了以研究金石书画为宗旨之巽社,约集同好,自编周刊,名曰《鼎脔美术周刊》。“《鼎脔》是专说金石书画的刊物,它在当时有如雨后春笋的杂志和画种中是别树一帜的。”“该刊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张,至一九二七年停刊,共六十期。……为了影印书画及金石拓本,所以用道林纸。”根据上海地方志相关资料记载,《鼎脔》当时不仅在国内艺术界颇具影响,且远销日本与东南亚。就在这份“金石专业”的美术周刊上,王修约发了陈师曾的《摹印浅说》。它和一九二六年傅抱石所著的《摹印学》一起,显示着当时印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构筑着在篆刻创作领域一直迄今的深远影响。

  陈师曾通过对民国前期北京街头的观察和速写,创作出了一部现实主义意笔人物画《北京风俗图》。《北京风俗图》继承了宋代的风俗画传统,以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反映民国前期北平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北洋画报》上连载了《北京风俗图》。这本共计三十四图的册页,打破了晚清人物画囿于佛道、仕女、高士的藩篱,复兴了宋代以来的风俗画传统,复原了民国前期老北京的风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关怀民生疾苦。这本册页一度为梁启超收藏,当时他“花了七百金将其收购”。

  同为长兴大西街王家第十七代、居北京的湖州籍画家王羽仪,在一九七八年离休后,历时两年完成了一百零三幅描述旧京风土人情的画稿,题为《旧京风俗百图》,海内外影响颇巨。而这批画稿创作时直接“受影响”的源头,是来自当年他观赏了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册页。
据民俗学家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里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王羽仪先生在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先生处借阅了册页《北京风俗图》,非常喜欢陈师曾的风俗画。王羽仪“即酷爱其深刻意义,加以钟情于京华风物,因此也想画京华风俗画了。”

  王羽仪(一九〇二——一九九六),字雨,祖父王毓辰、父王承吉均为画家,自幼爱好绘画。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铁路机械专业,在平绥铁路工作。一九二八年留学美国,获普渡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后任平绥铁路工程师、机务段长、厂长等职,曾任中国铁路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王羽仪绘画师从王梦白。工写意花鸟,兼习写意山水、人物。一九三二年为北京荣宝斋所作木版水印生肖花笺被鲁迅与郑振铎收入《北平笺谱》。一九三七年曾游历长江三峡及西南各地,始作山水画。一九七八年离休后,在好友端木蕻良的鼓动和协助下,继陈师曾《北京风俗图》之文脉,历时两年完成一百零三幅描述旧京风土人情的画稿,题为《旧京风俗百图》。经端木蕻良配诗和书法,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后在日本出版时改名《燕山风俗》。

  扇面赠“学长”杨莘耜

  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春,陈师曾和六弟陈寅恪等由江南督练公署派遣赴日本留学。陈氏兄弟到达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该校是日本政府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两年后的秋季,陈师曾进入高等师范学校,所学专业博物科。

  陈师曾断断续续在日本留学七年,中途曾于一九〇五年冬天回到南京省父,一九〇七年暑假回国一次。一九〇九年夏毕业回国。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认识了来自浙江湖州、同在东京、同学“博物科”的学长杨莘耜。

图片 9杨莘耜(1883——1973)

  杨莘耜(一八八三——一九七三),湖州人。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参加省考,因清廷废科举,而中途停考,被戏称为“半路举人”。一九〇三年经浙江省选拔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博物科。一九〇八年,毕业考试成绩第一名,经浙江省留学生监督王志敏推荐,加上驻日使馆内湖州籍馆员埭溪人林铁铮从旁推助,杨莘耜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博物科任教,兼任该校日籍教师翻译,与鲁迅同事,并兼任杭州府中学堂、安定中学生物教师。一九一二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篡夺总统之位后,继续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长。蔡元培聘请鲁迅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员,杨莘耜也被聘任为同司科员,两人再为同事。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任命杨莘耜为吉林教育厅厅长。一九二〇年,冬回京任教育部编审,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一九二一年,由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安徽教育厅厅长。一九是二三年,辞职回到湖州,任设在湖州的浙江省第三师范学校校长、浙江省第三中学(现湖州中学)校长。

图片 10陈师曾赠杨莘耜扇面书法

  与陈师曾的“关联”,是杨莘耜一位现在湖州文化系统任干部的外孙李之河发现的。今年春天,他在翻阅有关陈师曾的画册时,发现了两张创作给他外公的扇面。一幅“行书七言绝句”扇面,十九cm×四十四cm,纸本,现中国美术馆藏。释文为:“雨余石壁绿初齐,细拂苔痕认蕉题。读罢支颐碧窗下,松花如雪打黄鹂。书此尘莘耜学长
陈衡恪”。钤印:衡恪之印(白)。

  一张《水仙兰花》扇面画,二十厘米乘以五十五点二厘米,纸本设色,作于一九二〇年,款识:“韵谱潇湘
香生洛浦 莘耜道兄嘱 衡恪”。钤印“朽”“师曾”;鉴藏印有“安思远”等。

  根据两张扇面创作的不同时段,杨莘耜外孙分析,那张书法,是两人在日本东京留学“交集”期陈师曾送给“学长”杨莘耜的;那张画,是杨莘耜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所得。一九一三年,陈师曾辞去了长沙第一师范教员之职,赴北京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纂处编审员,从事图书编纂工作,自此,他的艺术活动范围由南方移至当时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北京,直到逝世。而前一年,杨莘耜和鲁迅受聘到了教育部。陈师曾与老友鲁迅频密交往,杨莘耜与鲁迅既是同事又为良友,与陈师曾本是学长学弟关系,如今也成为教育部的同事。三人彼此很熟洽,陈师曾书法外再赠画作给杨莘耜便在情理之中了。——鲁迅在他的日记里曾数十次提到陈师曾,三十一次提到杨莘耜,便是这种“渊源深长”情谊的一种见证。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们因自身的文化素养也好、政治高压下任职于官方机构的职员以一种“玩古董书画嗜好可以保身免祸”也好、社会风气使然也罢,读博物科、后任公务员、教授而高收入的文化人杨莘耜,对收藏一直葆有热情。按湖州地方研究史料记载,他“(祖上)是巨富,所以既玩古董,又娶姨太太。……现代湖州收藏数杨莘老最富、最精。石涛精品有五六件之多。”李之河也曾多次跟笔者说起,小时侯外公家里,墙面挂有很多画,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将“旧”的取下,换上“新”的,几乎就不重样,都是名家大家之作,“我搞不清他到底收藏了多少画。”故此,在彼此熟稔之下,是陈师增曾主动送“学长”,还是杨莘耜“有心”属陈师曾而付润资“求画”,就变得不是太重要。而且,这只是目前发现的两幅,也许还有更多。陈师曾与这位湖州教育家、文化人的更多的故事,为时光掩埋,只等有新发见的资料填充、丰富。

  此外,就笔者目前较窄视域内所所查看到的资料,陈师曾至少还与其他一些在京的湖州人“交往”“交集”过。如与籍贯吴兴的北大教授、书法家沈尹默。一九一五年,陈师曾与沈尹默及余绍宋、林纾、王梦白等人组成“宣南画社”,时常定时或不定时地聚会,因为聚会常常在余绍宋位于宣武门南的家中举行,所以命名为“宣南画社”,此画社持续了十二年的时间。再如钱稻孙。鲁迅日记记载,一九一四年七月,“午同陈师曾曾往钱稻孙寓看画帖”。此外,陈师曾还与钱玄同
、“三沈”中的另两位沈士远、沈兼士也相识、往来。因目前没有寻访、查找到更多资料,故不及在此详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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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获授权摘编自《荣宝斋》
总第153期,作者徐惠林供职于《湖州日报》文化副刊部)